谘詢電話:400-007-9000
取消
您所在位置:首頁 > 思想與著作 > 文章與觀點 >
數字經濟時代,如何構建國家技術創新體係?
發布時間:2021-03-04 16:14  文章來源:雅星娱乐管理評論   作者:張百舸   點擊:次

作者 | 張百舸 雅星娱乐集團副總裁,雅星娱乐集團企業數字化戰略轉型中心總經理

來源 | 雅星娱乐管理評論(ID:guanlizhisheng2015)

 

特朗普政府製裁中企事件一下子讓所有中國人清醒起來,開始反思中國現狀的經濟增長模式:遍地火爆的樓市經濟、造富神話的平台經濟、杠杆繁雜的互聯網金融經濟、賞心悅目的GDP數字......,真的讓我們的國家和企業變得強大了嗎?沒有!

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科技型企業的製裁事件,讓中國企業家和政府官員意識到一個嚴峻的現實:技術落後就要被挨打!

01

數字經濟時代,

國家間競爭的實質是什麽?

讓我們回顧一下本輪中美貿易戰過程,起初大家認為是國際貿易順差的問題,但在後期,特朗普政府卻以製裁中國企業為主。在這33家被製裁中國企業名單中,除了軍工企業,無一例外都是中國各行各業領先的科技實體型企業。我相信,美方製裁名單背後都有深思熟慮的專業考量。

為什麽美方長長的製裁名單中既沒有國內風光無限的消費互聯網公司,也沒有我們引以為傲的的大體量傳統產業企業呢?至於小米、字節跳動為什麽被納入?

其實雷軍一直不承認小米是一家互聯網公司,隻是采用了互聯網商業模式,始終認為小米就是一個物聯網實體企業,並將“技術為本”定為公司戰略三大鐵律之一。而字節跳動是一家產品創新能力非常強的公司,據說除了普通的勞務外包人員,其產品研發工程師占比超過75%。

未來國際貿易可能不完全遵從傳統的資源稟賦優勢理論,而是技術巨頭背後主導的產業分工協商結果,很難想象沒有科技巨頭參與的國際貿易談判會達成實質共識。

決定國家經濟是否強大的標準不再是GDP規模,而是技術創新能力,尤其是生產性或實體型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生產性技術創新能力與場景規模存在正相關,但並非必然正相關。

數字經濟時代,決定市場規模的是場景數量,中國是一個世界製造大國,有著明顯的場景優勢,這也是IBM、微軟始終將中國視為重要市場的原因,同時也是中美繼續合作的基石,貧窮落後的中國肯定也不符合美國的經濟利益。

但如何將場景優勢轉化為技術優勢,如何由場景大國轉化為技術強國?這是政府需要思考的一項重大戰略命題,道路隻有一條即生產性技術創新,因此中央政府亟待構建一個麵向數字經濟時代的國家科技創新管理體係,這是一項係統工程,需要全麵的頂層設計,持續的工作推動。

既然產品技術創新將成為數字經濟時代的主旋律,那麽國家乃至企業技術創新成功的關鍵要素是什麽?有哪些必不可少的參與方以及他們各自的職責是什麽呢?

02

美國為何能成為技術強國?

在討論國家技術創新體係如何構建之前,我們需要認真學習一下美國的技術創新體係,借鑒美國在技術創新方麵的經驗和做法。我重點分析了美國20世紀的係列重大技術創新舉措,20世紀恰恰是美國成為世界技術強國的重要時期。我得出幾個初步結論:

1.知識產權保護的法治建設。美國第一部專利法於1790年頒布,我們知道美國的第一部憲法即1787年美國《憲法》在1789年獲得通過,換言之美國在建國之初就創建了專利體係以鼓勵發明活動,大量研究證明美國專利體係對19世紀至20世紀初的生產性企業家精神(鮑莫爾,1990)鼓勵作用十分巨大。

2.軍方的作用十分巨大。我們知道20世紀美國很多技術發明首先來自於美國軍方,包括互聯網技術、計算機研發等。20世紀美國企業技術創新,軍隊部門發揮了巨大作用,政府預算往往通過軍方預算分配給研究項目執行者手上,而且美國一直有國防部預算支持民間技術創新的項目預算,像大家熟知的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局每年都會資助一些民間技術創新比賽,比如2012年的自動機器人挑戰賽,通過比賽甄選人才和創意用於後期技術產品研發。

國防部軍費主要用於三大類實驗室:研究型大學、政府實驗室和企業研究實驗室,20世紀美國很多高科技企業都來自於這些實驗室,像仙童半導體公司、英特爾公司等。軍方的資助也同時解決了一些科技型企業的融資問題。

3.企業家精神至關重要。創新必然涉及企業家精神,企業家是推動技術創新實現商業化的唯一力量,這一點沒有異議。研究中我發現20世紀美國企業家精神等同於技術創新,與我們認知的創新、冒險、投機等企業家精神完全不同,20世紀早中期美國社會甚至將“企業家”視為負麵意義,即指那些極可能破壞高度一體化組織的怪人,其實就是顛覆傳統行業格局的創新型企業家,因為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正值第一次機器革命或第二次工業革命時期,新技術驅動產業變革。

時至今日,矽穀企業家仍將0-1垂直式創新視為尊嚴,似乎不屑於1-N水平式創新。另外來自於實驗室的大量技術創業人才提供了企業家供給,像創立於1970年的施樂公司的帕洛阿爾托研究中心(PARC)甚至聚集了一些國防部國防高等研究計劃(DARPA)的成員,聚集了大量創業型人才,為矽穀發展壯大做出了巨大貢獻,像Adobe、Small talk、蘋果電腦、微軟甚至穀歌的興起,都部分歸功於其技術繁殖力。

4.技術擴散渠道設計科學。美國在二戰期間形成的三方架構(three-way establishment)即政府部門-大學和私營企業,後期演變為軍方、政府機構和消費品市場的指定技術(designated technologies),通過一種被為“大科學”的新型中介組織體係獲得融資,公司研究實驗室(工業研究實驗室)就是這樣一種中介組織(像西屋、通用電氣等都擁有研發實驗室)。二戰後期,美國大企業研究實驗室獲得的政府資金遠超於大學實驗室,這一點似乎與我國恰恰相反。

03

中美德關於

數字化產品技術創新能力比較         

數字化產品技術=OT(運營技術)+IT(信息技術)+DT(場景技術),由此我結合20世紀至21世紀迄今三國工業經濟發展概況,進行一下粗略對比。歐洲是第一次機器革命(或稱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發源地,因此德國在電氣自動化裝備方麵,表現為運營技術(OT)確實非常強大。

德國雖然有SAP(ERP)公司,但整體在軟件服務業方麵相對落後,德國的企業家精神主要表現為製造發明方向。美國無疑在數字化產品技術創新能力方麵仍然是全球最強的國家,美國是第三工業革命的發源地,信息技術服務產業非常發達。

但美國矽穀企業家似乎有一種技術迷戀傾向,認為“我的技術是獨一無二的,我完全能重塑你的消費行為”,脫離了我所說的產品意識。正因為這種技術傲慢,才給了王興們、黃錚們巨大的事業機會,我們知道美團商業模式來自於美國Groupon,但王興結合中國用戶偏好,進行了大量創新,美團目前業務更加寬泛。

中國通過40年的改革開放,已經成為世界製造大國,因此中國有場景規模方麵的優勢。另外中國獨特的基礎教育體製也為我們帶來了數字化人才供給優勢,相比美國的精英教育,中國基礎教育水平的均方差值小,人才存量大。

穀歌號稱聚斂了全球近50%的頂尖人工智能(AI)人才,但據說其中50%是華裔,包括著名的深度學習專家吳恩達(Andrew.Ng)。但中國最大的短板在於運營技術(OT),我們有著全球規模最大、技術最先進的工廠、但高級工藝裝備工程師卻十分匱乏。

我曾經參觀過廣東一家比較知名的大型OEM工廠,流水線電氣自動化水平很高,但工廠設備維修工程師很少,“設備壞了,整體拆除更換”,可以產生出產品但卻不知道產品如何生產出來的?這是中國實體製造麵臨的最大問題。“隻有研發設計沒有工藝製造”,仍然非常危險,全球智能製造價值鏈不再遵從“微笑曲線”規律,在數字經濟時代,實體製造環節十分重要。

04

國家技術創新體係的重要組成

前麵說過,技術構成了經濟框架,數字經濟時代數字化產品技術創新顯然就是經濟發展的核心動力,這就是美國為什麽不遺餘力打造由政府積極參與的國家技術創新體係的原因,美國政治人物似乎更加篤信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道理,因此美國政府始終將經濟安全視為首要國家戰略(從美國國務院年度谘文就可看出此點),在美國政治人物眼中“餓死比病死更可怕”。

那麽,中國應該如何構建國家技術創新體係呢?這顯然是一個持之以恒的係統工程,我認為至少要著手三大機製建設,即:

1.創新法治機製。核心是知識產權保護的法治建設,知識產權保護就是技術創新不竭的基石。近期國家領導人關於“保護知識產權就是保護創新”的係列講話讓中國企業人備受鼓舞。

私有產權保護為什麽如此重要?我就舉一個發生在我們中國人身邊的例子:始於1978年安徽小崗村“包產到戶(或家庭承包責任製)”的中國農村改革,其核心思想是以承保合約明晰產權界定從而保護農民積極種糧所得,這就是一個典型的私有產權保護案例,但就是這個簡單的製度改革,讓中國用十年左右的時間徹底解決了長期困擾十幾億中國人的“溫飽問題”。

“產權的一個主要功能是引導人們實現將外部性較大地內在化的激勵”。可以說,產權法治建設攸關創新氛圍營造,同樣也決定我國能否把握住數字經濟的浪潮,如何強調其重要性都不為過。

美國華盛頓大學經濟學教授巴澤爾(Y.Barzel)認為產權是自己直接努力加以保護、他人企圖獲取和政府予以保護的函數。私有產權的有效性取決於對其強製實現的可能性及為之付出的代價,這種強製多數依賴於政府的力量。

換言之,知識產權保護就是發明者技術創新的動力。前期紛紛擾然的若幹起大學教授創辦公司涉嫌貪腐事件,部分與私有產權界定有關,即與所在高校在知識產權方麵存在模糊空間。

但美國這方麵的經驗值得借鑒,如美國著名的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United States),其任務是通過對基礎科學研究計劃的資助,改進科學教育,發展科學信息和增進國際科學合作等辦法促進美國科學的發展,但它規定其資助的創新知識產權歸於個人,相關獲益也歸個人。

數字經濟時代,技術發明可能是一種思想,可能是一個創意,很多發明創新可能不再以專利形式呈現,譬如軟件產品技術創新,其著作發明權申報之時就是其創新秘密泄露之始。所以數字經濟時代知識產權保護更為複雜。

我們欣慰地看到,國家在產權保護法治環境建設方麵正在發生積極的變化:2019年1月1日,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在北京揭牌。2020年5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關於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意見》中明確“要重點完善四個方麵的產權製度”,其中之一就是“進一步強化知識產權保護製度”。雖然(政策)《意見》轉化為法律,法律轉化為各級執法人員的行為自覺仍然是一條漫長的道路,但畢竟邁出了。

2.創新擴散機製。讓技術創新知識成果能夠更快、更多地傳遞到有需要的企業或用戶手中。我想從三個方麵討論創新擴散機製問題:

一是創新供給問題。很顯然創新創業人才數量質量結構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創新供給規模。中國國企經過近些年產業分類改革,已經逐漸退出競爭性市場,而數字化產品技術創新主要發生在競爭性市場,因此未來中國數字化產 品技術創新的主力應該是民營企業和混合所有製企業。我經常建議那些科技型企業一定要建立內部創新孵化機製,既培養創新創業人才隊伍又提高創新供給。

二是創新擴散動因問題。私有產權具有可分割、可分離、可轉讓的屬性,創新知識成果隻有通過擴散轉讓才能實現其商業化價值。有數據顯示,發達技術強國的技術創新成果的商業化轉化率也不到5%,分析顯示其中約60%夭折在技術發明者手中,這就是創新擴散機製問題。技術創新成果轉讓的動因無非是創新創業項目融資再發展和發明者財富實現目的。

中國政府直接在產品技術創新方麵的投資規模顯然不如美國同行,而且投資重點仍然是大學和國有科研機構(這與美國政府重點投資企業研究實驗室的做法明顯不同),民間產品技術創新項目融資來源更多依靠社會資本。其次,技術發明者希望通過創新知識成果轉讓實現個人財富最大化,這是技術創新資本化問題。

三是創新擴散渠道問題。一方麵是技術創新知識成果信息如何發布給有需要的用戶或企業?美國專利局通過一係列措施積極鼓勵技術信息的擴散,包括政府花錢從私人期刊上購買版麵刊登相關專利信息,其中著名的期刊就是《科學美國人》,它每周都會刊登大量已獲得專利的發明名單,用較長篇幅專門介紹最重要的技術。

另一方麵尤為關鍵的是技術創新知識成果定價問題,評估一項發明的淨現值就是全部用戶的評估值之和減去發明者的總成本,二者之差即貼現值。這就需要一個公開透明的知識產權交易市場,既防止發明者“過高”定價,又防止發明產權難以界定。

通過專門的資本市場解決發明專利價格(royalty rates) 問題,依靠投資基金經理的專業能力,使發明專利定價趨於合理。我常說,數字經濟時代,數字化產品技術創新=發明+資本+場景,即最有價值的應用型創新必須要獲得資本市場的認可,因為數字化產品技術創新都是開創性的,其商業變現過程大都需要巨大的、持續的資本投資,像特斯拉SPACEX項目因為持續“燒錢”,如果沒有美國航天航空局最後時期的訂單,項目很有可能就夭折啦。

3.創新轉化機製。即誰將產品技術創新轉化為商業現實呢?是企業家,是生產性企業家!前麵說過,依托產權保護法製和產權交易中介市場,可以實現技術創新(知識成果)資本化,那麽技術創新(知識成果)就成為企業一種特殊的資本要素。

熊彼特認為“資本是在任何時候都可以轉交給企業家的一宗支付手段的數額”,支付手段隻有在私人手裏才能起到資本的作用,換言之資本隻有在企業家手中才能轉化利潤(或價值)。現實情況也確實如此,投資者(如基金經理)關心的是資本報酬率(ROIC),但企業家關注的是如何借助資本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這也是為什麽華為創始人任正非迄今不願意公司上市的原因之一。

另外我們再換個角度認識一下,為什麽說企業家是產品技術創新實現商業化的載體?數字經濟時代,企業形態從以商品為基礎的公司到以技術為基礎的公司,從20世紀由工廠和投入-產出關係構成的機器態經濟(machine-like economy)轉化為21世紀有機的、相互聯係的經濟形態(John Seely Brown,2019),也就是我前述的以資本為紐帶的技術生態型經濟體。

由此可見,內部組織協調成本勢必會增高,科斯認為企業家職能就是企業資源整合及協調,傳統經濟學認為企業就是一個投入產出的生產函數,技術創新是生產函數前麵的一個係數,這個係數和生產函數構成了一套算法,所以有人又將企業企業家稱之為企業算法設計師。實際上,數字經濟時代,企業競爭優勢絕大部分來源於其占有的技術專長,企業家就是通過整合技術創新資源,結合自己洞察的垂直行業(或場景市場),創造新組合,實現新產品新價值。

所以,國家技術創新體係中絕對不可或缺大量生產技術性企業家。

生產性企業家來自哪裏?企業家可能來自於技術型企業,也可能來自於創新創業人員。從美國經驗看,企業家產出最多來自於市場化企業、技術創新創業型企業。國有企業因為其特殊的法人治理結構,可能存在有企業家潛質的人,但缺乏成為企業家的製度環境,很重要的就是缺乏市場化的動力機製。

20世紀美國的經濟發展史清楚地告訴我們:沒有技術創新就沒有強大的經濟,更不會有強大的軍事。因此,構建國家技術創新體係勢在必行也迫在眉睫,其核心就是製度環境或者說知識產權保護的法治建設。真正的企業家隻有在製度可預測的環境下才能茁壯成長,否則那些就是投機取巧的企業強盜。

05

國家技術創新體係建設的相關政策建議

圍繞國家技術創新體係建設,中央政府在2021年1月31日發布《建設高標準市場體係行動方案》中提及設立知識產權和科技成果產權交易機構。但怎麽做誰去做何時做?並沒有具體說明。

圍繞國家技術創新體係建設,我還有幾點政策建議:

1.設立專項政府基金,加大對產品技術創新項目的融資扶持。發揮中國獨特的財政體製優勢,像扶貧一樣扶持創新。

一是鼓勵有條件的大型國企、重點科技型企業設立專業創新孵化中心或者重點實驗室(以國家重大“卡脖子”產品技術為對象,以數字化產品技術創新為目的),同時要健全相應的創新產業化績效評估機製和第三方審計機製。

我為什麽要強烈呼籲政府加大科技型企業的實驗室經費支持(而且時不我待)?一是數字化產品技術特征所決定,企業在技術產品化產品市場化轉化方麵要優於大學實驗室;二是美國企業研究實驗室的成功經驗強烈證明了這是一個正確的方向。

像大家熟知的美國貝爾實驗室,從成立之日起,一共獲得了30000多項專利,平均每天一個;11位科學家獲得諾貝爾獎;16位獲美國最高科學、技術獎即美國國家科學獎章和美國國家技術獎章;4位獲得了圖靈獎(計算機界的諾貝爾獎); 貝爾實驗室也成為史上第一個機構獲獎者,獲得美國國家技術獎。

以發展工程科學技術為核心使命的中國工程院院士中來自於企業的占比不到10%。所以政府可以根據國家重大技術發展規劃,在有條件的大型科技型企業(包含民營企業)中有序扶持一些重點研究實驗室,同時建立相應的產品技術創新績效評估體係,開展定期性績效評估審計。

二是增設政府主導的數字化產品技術創新基金,並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創新技術人才富集的城市,創立專門的數字化產品技術產權交易中心(不同於現在的創業板、中小板資本市場),引入社會化專業基金資本,通過透明化交易市場定價,形成政府基金、社會基金、創新團隊構成的創業股權結構,延長政府基金扶持周期,政府基金不參與企業運營管理且適當時機以適當回報率退出,但必須監督創新創業公司規範法人治理結構。

這種方式既可以提高政府基金投資成功率,又可以在陽光環境下減少政府基金投資過程中的腐敗行為。

2.硬化“房住不炒”政策約束,擴大創新人才市場供給。這些年房地產經濟過熱發展,不僅造成社會資源配置扭曲,嚴重製約實體製造經濟發展,尤為可怕的是讓大量具有創新天賦人才陷入“中產收入焦慮”而無法創新創業。

寧德時代創始人曾毓群先生,我曾經的同事,其實在2000年初期就毅然放棄外資高薪職位開始創業,若其當時在深圳購置房產,或許他會選擇繼續做高級職業經理人。所以應該將“房住不炒”作為一項短期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堅定推行。但落實的關鍵是如何縛住地產商、地方政府、商業銀行的三雙“衝動之手”?

房價上漲與官員“帽子”掛鉤,由組織部門執行;

在地方房價不上漲的前提下,中央財政按比例收取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讓金,作為政府主導的數字化產品技術創新基金的資金來源;

在房貸利率不上漲及恪守商業銀行風險的前提下,中央財政按照一定比例收取商業銀行的房地產貸款收入,倒逼商業銀行改革。

對地產商的銷售收入征收一定比例的“別”稅,控製地產商的收益率以及地產行業進入門檻,打擊“地產暴富”的心理及其投機行為。

3.深化軍民融合產品技術創新體製,作為國家戰略,長期堅守。從美國20世紀技術創新的成功經驗來看,軍民融合發展是提升我國技術創新競爭實力的一個重要路徑。因為軍工技術都是實用性很強的產品技術,毫無疑問大都領先於民用技術。軍民融合一方麵可讓更多軍工技術惠及民生,造福人類;另一方麵,又可以通過產品實踐知識積累,反哺技術的迭代進化。實現軍民融合成功的一個關鍵舉措是創建一套偏市場化的創新創業孵化組織體係。

4.弘揚新時代企業家精神,讓真正的企業家成為社會受尊敬的群體。眾所周知,企業家在國家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時至今日中國社會並沒有形成真正的企業家群體,他們或明或暗,散落在角落中,謙卑地為國家和社會做著貢獻。數字經濟時代,中國到底需要什麽樣的企業家精神?顯然,更需要任正非、何享健這種生產性企業家精神。

近期中央政府關於技術創新的一係列舉措讓國人看到了希望,唯有技術強才能國家強,這是一條鐵律。數字經濟時代,通過產品技術創新實現強國夢已經成為可能,但背後依托的科學健全的國家技術創新體係,還有賴於政府、企業家、資本家三方堅持不懈的努力。

自媒體
備案信息
京ICP備10009731號
工業和信息化部域名信息備案
京公網安備11010802022921號
全國公安機關互聯網站安全備案
電話
400-007-9000
010-82659965
010-82873036
地址
地址:北京市海澱區海澱大街8號中鋼國際廣場A座6層
郵編:100081
E-mail: service@taneiguesthouse.com
知識中心: : 郵箱登陸
Copyright @taneiguesthouse.com All Right Reserved.